看球看爽了？可别忽视了体育版权问题

但幸福往往伴随着烦恼。体育赛事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衍生出了许多赛事版权的纠纷。客观地讲，中国的版权意识还并不充分，每当大赛来临，盗版资源便层出不穷。不过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今年盗版资源的获取并不像以往那么容易，尤其是关于赛事的集锦和回看，都只能在央视和少数大型视频平台观看。这也算是这些年来体育赛事版权保护的进步

在以前，体育大赛的观看基本仅限于在央视。后来央视为了获得更多的版权分销收入，会将版权共享给其他平台。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央视没有再分销转播权，只象征性地分销了集锦点播权，将版权大头攥在了自家手上

之所以央视选择相对如此极端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全媒体版权唯一性的价值越来越高，独揽全媒体版权的收益将超过分销的收益，未来围绕全媒体版权的创新、开发潜力和机会越来越大，提升自有平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垄断稀缺版权IP，这正是当前的央视营销策略

央视能够拿到大型赛事在国内的独家版权自然是因为广电总局的安排。虽然在早年确实对国内电视台取得了很好的保护效果，但如今随着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其他平台甚至个人也都想分一杯羹，所以各种盗版资源才应运而生，也就引发了很多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权的问题

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权是体育与新媒体结合的产物。一些网站或个人通过录屏、截取直播信号等手段，未经许可转播体育赛事节目，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权益。然而目前我国对这一方面的法律体系还难以对这种行为作出合理整治。这又是为何？

因为如今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权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其法律性质还存在模糊真空地带，对其权利的性质还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目前国内法律学者的主流分歧点主要集中在转播权是属于著作权的一种还是属于财产权的一种

 “著作权说”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是属于制作、转播体育赛事的制作者所享有的权利。转播商在演说词的准备、现场导演的镜头切换、摄像师镜头语言的运用、特效的制作应用、赛场信息的统计、球员资料收集和编排等等都体现其创造性劳动，可以归类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予以保护，因而体育赛事转播权属知识产权的范畴，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而“财产权说”认为在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作用下，体育竞赛应该属于一种服务性的产品，因此体育赛事的转播权也应该被认为是产品所有者的一种收益权，应当是一种物的所有权，因此应该受到《民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制

2020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了新浪诉凤凰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和央视诉暴风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高院在两起案件的再审判决中认定，涉案的体育赛事录像为电影类作品，为历经数年的官司画上句号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观点都是倾向于依据《著作权法》，这主要是考虑到举证责任的难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很难涵盖因体育赛事转播产生的纠纷：首先要举证证明主体是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但目前侵权方式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即便能够证明是经营者，还要证明具有竞争关系，也要证明其违反诚实信用、基本商业道德。这种标准太抽象，举证难度很大

上个月发布了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其中关于体育赛事版权保护的大部分对策也已经得到回应。虽然并未对体育赛事、网络游戏等新业态本身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但对于视听作品概念的引入，对解决体育赛事直播、网络游戏直播、综艺节目、网络短视频等热议的版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此之外，新法修订增加了侵犯著作权行为的违法成本：由原先的五十万元上限提高到五百万元，并且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侵权人如果有恶意播放他人有权利的视听作品的，可以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许可使用费这三种计算方式的基础上再加判一到五倍给予赔偿。此次修法增加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进一步扼制恶意侵权行为

类似奥运会、欧洲杯这样的赛事拥有极大的财产价值，赛事直播授予权应该明确规定为赛事主办方享有的无形财产权，并具体规定处罚尺度，以便于查处电视、网络及其他媒体非法盗播等侵权行为；同时应明确规定体育赛事主办方具有市场开发权利，为规范赛事市场开发行为，保障赛事主办方和赞助企业、特许企业权益，制止和处理隐性营销、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或许建立《体育法》与《著作权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动机制是上上选择